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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给文学指路,也许应该像禅宗大师的给其弟子指路,文学才不致沦为一门仿古的手艺,或一项摘录学问的技术。另一种情况是:他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好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死他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做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人可怎么走哇?(还不都跟史铁生一样成了瘫子?但心路也有距离,方才提到的这位先生才有了越狱出监的机会。而且,人生主要是心路的历程。)他便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它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不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吗?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尼采也通禅机,禅说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耍,前仆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就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砾上也听见美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缪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地说道:啊,这是多么好玩。写到这儿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总认为“脱离时代精神”的罪名是加不到任何艺术流派头上的,因为艺术正是在精神迷茫时所开始的寻找,正是面对着现实的未知开始创造,没有谁能为它制定一个必须遵守的“时代精神”。它在寻找它在创造它才是艺术,它在哪个时代便是哪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亚洲最大合法彩票平台禅宗弟子活得迷惑了,向禅宗大师问路,大师却不言路在何处,而是给弟子讲公案。公案,我理解就是用通常的事物讲悖论,悖论实在就是智力和现有学问的迷茫无路之地。大师教其弟子在这儿静悟沉思,然后自己去开创人生之路。悟性就在你脚下,创造就在你脚下,这不是前人和旁人、智力和学问能管得了的。

亚洲最大合法彩票平台绿色和平组织也叫绿党。它从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出发,慢慢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展出一套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认为以往人们对世界的态度都是父性的或雄性的,是进攻、榨取、掠夺性的,而它主张应对世界取母性的或雌性的态度,即和解的共存的互惠的态度。我想,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看到了人的位置与处境。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视野只限于人群之中,我们就会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目的,这样就跳不出人治人、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之类的圈子去,人所尊崇的就是权力和伦理的清规戒律,人际的强权、争斗以及人性的压抑使人备受其苦。当我们能超越这一视点,如神一样地俯察这整个的人类之时,我们就把系统扩大了一维。我们看到人类整体面对着共同的困境,我们就有了人类意识,就以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为崇高的理想了,厌弃了人际的争斗、强权与种种人为的束缚。但这时人们还不够明智,在开发利用自然之时过于狂妄,像以往征服异族那样,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征服自然,以致最后成了对自然的榨取和掠夺,殊不知人乃整个自然之网的一部分,部分征服部分则使整体的平衡破坏。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使人类也遭殃。当我们清醒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在更大的系统中看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像主张人人平等那样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我们将像放弃人际的强权与残杀那样放弃对整个自然之网的肆意施虐,由此,我们将在一切领域中鄙视了以往的父性的英雄观,最被推崇的将是和解与共存与互惠,人与万物合为一个优美的舞蹈,人在这样的场中更加自由欢畅。从阶级的人,到民族的人,到人类的人,到自然的场中人,系统一步步扩大。这样的扩大永无止境,所谓“无极即太极”吧,这说明文学无须悲观,上帝为精神预备下了无尽无休的审美之路(并非向着宏观的拓展才是系统的扩大,向着微观的深入也是)。关于人道主义,我与一位朋友有过几次简短的争论。我说人道主义是极好的,他说人道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我一时真以为撞见了鬼。说来说去我才明白,他之所以说其不够,是因为旧有的人道主义已约定俗成仅具这样的内涵:救死扶伤、周贫济困、怜孤恤寡等等。这显然是远远不够。我们所说的极好的人道主义是这样的:不仅关怀人的肉体,更尊重和倡导人的精神自由实现。倘仅将要死的人救活,将身体的伤病医好,却把鲜活的精神晾干或冷冻,或加封上锁牵着它游街,或对它百般强加干涉令其不能自由舒展,这实在是最大的不人道。人的根本标志是精神,所以人道主义应是主要对此而言。于是我的朋友说我:你既是这样理解就不该沿用旧有的概念,而应赋予它一个新的名称,以便区分于旧有概念所限定的内涵。我想他这意见是对的。但我怎么也想不出一个新的名称。直到有一天我见一本书上说到黑泽明的影片,用了“空观人道主义”这么一个概念,方觉心中灵犀已现。所谓“空观人道主义”大概是说:目的皆是虚空,人生只有一个实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唯有实现精神的步步升华才是意义之所在。这与我以往的想法相合。现在我想,只有更重视了过程,人才能更重视精神的实现与升华,而不至被名利情的占有欲(即目的)所痛苦所捆束。精神升华纯然是无休止的一个过程,不指望在任何一个目的上停下来,因而不会怨天之不予地之不馈,因而不会在怨天尤人中让恨与泪拥塞住生命以至蝇营狗苟。肉体虽也是过程,但因其不能区分于狗及其他,所以人的过程根本是心路历程。可光是这样的“空观”似仍不够。目的虽空但必须设置,否则过程将通向何方呢?哪儿也不通向的过程又如何能为过程呢?没有一个魂牵梦绕的目标,我们如何能激越不已满怀豪情地追求寻觅呢?无此追求寻觅,精神又靠什么能获得辉煌的实现呢?如果我们不信目的为真,我们就会无所希冀至萎靡不振。如果我们不明白目的为空,到头来我们就难逃绝望,既不能以奋斗的过程为乐,又不能在面对死亡时不惊不悔。这可真是两难了。也许我们必得兼而做到这两点。这让我想起了神话。在我们听一个神话或讲一个神话的时候,我们既知那是虚构,又全心沉入其中,随其哀乐而哀乐,伴其喜怒而喜怒,一概认真。也许这就是“佛法非佛法,佛法也”吧。神话非神话,神话也——我们从原始的梦中醒来,天地间无比寂寞,便开始讲一个动人的神话给生命灌入神采,千万个泥捏的小人才真的活脱了,一路走去,认真地奔向那个神话,生命也就获得了真实的欢愉。就是这样。但我终不知何以名之,神话人道主义?审美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空观人道主义?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第二个最糟糕的东西就是仅把人生看成生物过程,仅将人当做社会工具,而未尊重精神的自由权利与实现,极好的人道主义绝不该是这样的。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

在心魂的引诱下去写作,有一个问题:是引诱者是我呢,还是被引诱者是我?这大约恰恰证明了心魂和大脑是两回事——引诱者是我的心魂,被引诱者是我的大脑。心魂,你并不全都熟悉,它带着世界全部的消息,使生命之树常青,使崭新的语言生长,是所有的流派、理论、主义都想要接近却总遥遥不可接近的神明。任何时候,如果文学停滞或萎靡,诸多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脑离开了心魂,越离越远以至听不见它也看不见它,单剩下大脑自作聪明其实闭目塞听地操作。就像电脑前并没有人,电脑自己在花里胡哨地演示,虽然熟练。那么是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应该追求雅俗共赏呢?先别说应不应该,先问可不可能。事实上不可能!雅俗共赏的作品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而且最难堪的是,即便对这罕见的现象,也是乐其俗者赏其俗,知其雅者赏其雅。同一部《红楼梦》,因读者之异,实际上竟作了一俗一雅两本书。既然如此又何必非把雅俗捆绑在一部作品里不可呢?雅俗共赏不在于书而在于读者,读者倘能兼赏雅俗,他完全可以读了卡夫卡又读梁羽生,也可以一气读完了《红楼梦》。雅是必要的,俗也是必要的,雅俗交融于一处有时也是必要的,没有强求一律的理由。一定要说兼有雅俗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作品,那就把全世界的书都装订在一起好了。这事说多了难免是废话。热闹的乌镇时间就要到了,请到“网”里来亚洲最大合法彩票平台多数中国人的吃穿住行问题尚未解决,也许这是中国人更关心这类问题而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视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却为什么一直倒没能解决了这类问题?举个例说,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后果。——这是个过于复杂的话题。

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从而想到文学。文学,正是遵奉了这种复杂原则。理论要走向简单,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若要简单,任何人生都是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吃喝屙撒睡的,任何小说也都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几行梗概,任何历史都可以删简到只留几个符号式的伟人,任何壮举和怯逃都可以删简成一份光荣加一份耻辱……但是这不行,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你要看过程,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其实人间的事,更多的都是可以删简但不容删简的。不信去想吧。比如足球,若单为决个胜负,原是可以一上来就踢点球的,满场奔跑倒为了什么呢?可是,“文革”中多数的自杀者并不是因为不允许其写作呀?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人倒是多数都没有自杀呀?我想必是这样的:写作行为不一定非用纸笔不可,人可以在肚子里为生存找到理由。不能这样干的人不用谁来剥夺他他也不会写作,以往从别人那儿抄来的理由又忽失去,自己又无能再找来一个别样的理由,他不自杀还干什么?被夺了纸笔却会写作的人则不同了,他在肚子里写可怎么剥夺?以往的理由尽可作灰飞烟灭但他渐渐看出了新的理由,相信了还不到去死的时候。譬如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他想我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打我一顿又怎么样人活的是一个诚实!——这便是写作,他找到的理由是诚实,且不管这理由后来够不够用。一个老干部想,乌云遮不住太阳事情早晚会弄清楚的到头来看谁是忠臣谁是奸佞吧——这是他的作品。志士从中看见了人类进步的艰难,不走过法西斯胡同就到不了民主大街和自由广场,不如活着战斗。哲人则发现了西绪福斯式的徒劳,又发现这便是存在,又发现人的意义只可在这存在中获取,人的欢乐唯在这徒劳中体现。先不论谁的理由更高明,只说人为灵魂的安宁寻找种种理由的过程即是写作行为,不是非用纸笔不可。这时再回过头去看那原始艺术,才不至于蜂拥而去蛮荒之地以为时髦,才不至于卖弄风情般地将远古的遗物缀满全身,这时他们已亲身体会了祖先的梦想,接过来的与其说是一份遗产毋宁说是一个起点,然后上路登程,漂泊创造去了。

自然之神以其无限的奥秘生养了我们,又以其无限的奥秘迷惑甚至威胁我们,使我们不敢怠慢不敢轻狂,对着命运的无常既敬且畏。我们企望自然之母永远慈祥的爱护,但严厉的自然之父却要我们去浪迹天涯自立为家。我们不得不开始了从刀耕火种到航天飞机的创造历程。日日月月年年,这历程并无止境,当我们千辛万苦而又怀疑其意义何在之时,我们茫然若失就一直没能建成一个家。太阳之火轰鸣着落在地平线上,太阴之光又多情地令人难眠,我们想起:家呢?便起身把这份辛苦、这份忧思、这份热情而执著的盼望,用斧凿在石上,用笔画在墙上,用文字写在纸上,向自然之神倾诉;为了吁请神的关注,我们又奏起了最哀壮的音乐,并以最夸张的姿势展现我们的身躯成为舞蹈。悲烈之声传上天庭,悲烈之景遍布四野,我们忽然茅塞顿开听到了自然之神在赞誉他们不屈的儿子,刹那间一片美好的家园呈现了,原来是由不屈的骄傲建筑在心中。我们有了家有了艺术,我们再也不孤寂不犹豫,再也不放弃(而且我们知道了,一切创造的真正意义都是为了这个。所以无论什么行当,一旦做到极致,人们就说它是进入了艺术境界,它本来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它现在主要是心灵的美的家园)。我们先是立了一面镜子,我们一边怀着敬畏滚动石头,一边怀着骄傲观赏我们不屈的形象。后来,我们不光能从镜子里,而且能从山的峻拔与狰狞、水的柔润与汹涌、风的和煦与狂暴、云的变幻与永恒、空间的辽阔与时间的悠久、草木的衰荣与虫兽的繁衍,从万物万象中看见自己柔弱而又刚劲的身影。心之家园的无限恰与命运的无常构成和谐,构成美,构成艺术的精髓。敬畏与骄傲,这两极!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在这种意义上,小说又有什么规矩可言呢?小说一定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要结构好起伏曲折的故事?要令人感动?要有诗意或不能有诗意?要有哲理或千万别暴露哲理?不可不干预现实或必须要天马行空?要让人看了心里一星期都痛快都振奋,就不能让人看了心里七天都别扭都沉闷?一定要深刻透顶?一定要气壮山河?一定要民族化或一定要现代主义?一定要懂得陶罐或一定要摆弄一下生殖器?一定要形象思维而一定不能形而上?……假设已经把历来的规矩全写在这儿了,但是这些规矩即便全被违背,也照样会有好的小说产生。小说的发展,大约正在于不断违背已有的规矩吧。小说的存在,可能正是为了打破为文乃至为生的若干规矩吧。活于斯世,人被太多的规矩折磨得喘不过气来,伪装与隔膜使人的神经紧张得要断,使每一个人都感到孤独感到软弱得几乎不堪一击,不是人们才乞灵于真诚倾心的交谈吗?不是为了这样的交谈更为广泛,为了使自己真切的(但不是智力和科学能总结的)生存感受在同类那儿得到回应,从而消除孤独以及由孤独所加重的痛苦与恐惧,泰然自若地承受这颗星球这个宇宙和这份命运,才创造了小说这东西吗?就小说而言,亘古不变的只有梦想的自由、实在的真诚和恰如其分的语言传达。还要什么必须遵守的规矩呢?然而有时人真的没出息透了,弄来弄去把自由与真诚弄丢了不说,又在这块净土上拉屎一样地弄出许多规矩,弄得这片圣地满目疮痍,结果只是规矩的发明者头上有了神光,规矩的推行者得以贩卖专利,规矩的二道贩子得一点小利,规矩的追随者被驱赶着被牵引着只会在走红的流派脚下五体投地殊不知自己为何物了。真诚倾心的交谈还怎么能有?伪装与隔膜还怎么能无?面对苍天的静悟为面对市场的机智所代替,圣地变作鬼域。人们念及当初,忽不知何以竟作起小说来。为人的根被刨了烧了,哪儿寻去?所以少来点规矩吧。唯独文学艺术不需要竞争,在这儿只崇尚自由、朴素、真诚的创造。写小说与交朋友一样,一见虚伪,立刻完蛋。聊天完全可以是彻底的废话,但小说则必须提供看这世界这生命的新的角度(也许通俗小说可以除外)。通过人物也好,通过事件、情绪、氛围、形式、哲理、暗示都好,但不能提供新角度的便很难说是创作,因而至少不能算好小说。

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既如此,又何以在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里自杀的事情会更多呢?原因似有三:一是思想专制就像传染性痴呆病,能使很多很多的人变得不会自由写作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自由写作,他们认定生存的理由只有专制者给找来的那一个,倘不合适,则该死的是自己而绝不可能是那理由。二是,它又像自身免疫性疾病,自由的灵魂要抵抗专制,结果愤怒的抗体反杀了自己;或是明确地以死来抗议,或是不明确地让生命本能的愤而自杀来抗议。第三,它又像是不孕症和近亲交配造成的退化,先令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不能传播不能生育,然后怂恿劣种遗传。亚洲最大合法彩票平台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该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哪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很可以看做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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